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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如何配资略显松散的衬衫版型和软质的领口仍暴露自己的学生气息

从如何高考到报考学校、选择专业，有家长从孩子进入高中就开始奔忙。

一批专事指导咨询高考志愿填报的机构应运而生，一些人还成了高考志愿“网红”。

但那些事关孩子前途的机构，真的都靠得住吗？

时间回到2024年6月一个工作日清晨，此时距离高考出分仅剩一周。

早上10点，小白（化名）踏进杭州一栋写字楼。他背着双肩书包，神情有些疲惫，看上去像赶第一节早课的大学生——事实上，当时他也确实是刚放暑假的大三学生——却要在这里开始自己作为“资深志愿填报师”兼职的第一天。

进入机构安排的会议室，小白从包里拿出前两天整理的资料：高校专业组对应表、往年投档线、位次波动区间等，打算在家长到来前再过一遍。虽然出门着急，但他还是按照机构要求提前换上了“成熟一点”的藏青色衬衫。

但他也担心，略显松散的衬衫版型和软质的领口仍暴露自己的学生气息。

小白的“成熟感”穿搭花费是199元。

十点一刻，第一位家长到了。

门被敲了几下，一位父亲带着儿子走进会议室。在看到小白的一瞬间，他自然地开口：

“老师您好，我们是预约好来咨询志愿的。”

这一声“老师”让小白愣了一下。入职培训时那句叮嘱随即在脑海闪回：

“一定不要让家长觉得你是兼职，要让他们相信你就是机构的全职老师。”

小白十分清楚他并不是家长以为的那种“资深老师”。机构给他的“人设”，是国内某一流985大学硕士，拥有三年志愿填报经验。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刚交完期末作业，前一晚刚乘高铁来到陌生城市兼职的大三学生，“从业经验”没超过“72小时”，就这样被推到一个家庭焦虑的决策现场。

但情况容不得他多想，家长和考生就站在门口，等待“专业”判断。

不到一秒，小白迅速调整状态，起身做出请坐的手势，启动培训时教过的开场话术：“家长您好，我们先看一下孩子的选考科目和位次情况……”

两三名正式员工，二十多名兼职“老师”

小白到岗后的两天里，很快意识到这家机构的实际运作与呈现在家长面前的形象存在明显落差。与他同期入职的，多是刚放暑假、背着书包来的大学生。他们被告知自己就是“老师”，但机构内家长认为的那种正式老师并不多。

机构办公区不足百平方米，但高峰期要承接两百多名考生的志愿填报服务。对外宣称的“专业团队”，更像一次暑期临时扩编。据三位在这一机构兼职的大学生回忆，全年正式员工只有两三名，主要负责行政、排班、客源获取、家长沟通和销售转化，对外构成所谓的“专业团队”；而志愿填报咨询的一线工作，则依赖每年暑期旺季集中招募的二十多名兼职大学生。

阿旺（化名）在浙江读本科，加入工作群时就注意到，群成员“头像都很年轻”，真正分配任务的只有两位正式员工。入职当天，他看到会议室里七八个人围坐在一起，桌上是同一套志愿政策资料。“我原以为会见到很多有经验的老师，但大家都在背同一份材料。”

阿霞（化名）从上海来兼职后，也感受到宣传与现实的差距。走进办公室他发现，咨询团队几乎清一色是大学生，但入职前他看机构介绍，写着“资深规划团队”“多年经验”。

机构对外形象与这些兼职大学生的感受截然不同。阿霞回忆，家长端的服务套餐从4000元到1万元不等，涵盖“单志愿指导”“全程方案设计”“一对一深度服务”。出分前后最紧张的几天，加急服务价格还会进一步上浮。时间紧、信息密集、焦虑集中，使得不少家庭愿意为“专业方案”支付高价。

但收费的细节，兼职的大学生并不太清楚。不少人是在实际工作后才逐渐意识到，家长的付费与自己的收入几乎没有直接关联。

阿旺在2024年和2025年连续参与志愿填报兼职。第一年，他拿8000元底薪加少量提成，总收入约1万多元；第二年取消底薪，改为纯提成，服务近18名学生，总收入约1.2万元。

根据小白提供的兼职合同，若服务人数未满16人，可领取8000元保底；超过16人后，每多服务一名学生，提成500元。也就是说，兼职老师的收入取决于学生数量，而非家长支付的实际费用。

按受访者提供的收费区间粗略估算，每一个学生家庭平均付费约7000元，200余个学生家庭可带来约150万元收入；而聘请二十多名兼职大学生的成本，约在20万元左右。

数位受访者均表示，自己是在实际操作中才意识到所承担的并非宣传中的“辅助角色”，而是志愿填报链条最前端的直接咨询者。小白记得，有家长问他从业几年，他只能以“团队协作”作答。他认为这并非刻意欺骗，而是难以解释机构对外宣传与内部现实之间的差距。

而对阿霞而言，机构要求他们“编造身份”让他困惑。“我们几乎都是本科生，却被要求对外宣称硕士学历，且具备三到五年从业经验。”他曾就此向机构提出质疑，“我当时觉得这不太对，希望他们把话说清楚。”

阿霞在群里公开提出的质疑。

72小时速成：一名“老师”是如何被培训出来的

数位受访者也都提到，从通过面试到正式接触家长之间，机构会安排一次集中“培训”。但在他们看来，这不是系统性的专业训练，更像一场帮助迅速完成身份切换的速成过程。

培训主要包括三部分：当地志愿填报政策说明、志愿填报软件操作，以及与家长沟通的统一话术。整体时长通常只有一到两天，具体安排取决于机构排班。

小白回忆，自己通过面试当天便被拉进一个十余人的微信工作群，随后通过线上会议接受初步培训，内容集中在咨询流程和对外表达方式上。“先讲位次，再讲专业，最后给方案，这是统一顺序。”他说，机构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在给出方案时必须表现得“非常熟悉”，不能让家长察觉到临时查资料。

但在实际操作中，一旦涉及相对冷门的学校或专业，兼职老师往往只能“现学现卖”，或在群里向少数几名正式员工求助。而这些回复的重点，并不总在信息准确性上，而是以“安抚和说服家长”为目标。例如在介绍部分中外合办院校时，有时会用“杨振宁母校”等模糊表述来应对家长的疑问。

正式员工在群里回答家长提问。

涉及专业内容的培训，则由两名正式员工在会议室集中讲解。阿旺印象最深的是PPT中的一句提示：“不要被家长带着走，要体现专业判断。”但培训结束时，他发现所谓“专业判断”更多来自机构预先整理好的模板，而非对高校和专业的深入理解。

阿霞也有相似感受。他说，培训的核心并不是讲专业本身，而是教他们如何将学生的分数和位次输入系统，让软件自动生成院校范围，再将结果划分为“冲、稳、保”三个梯度。“很多专业我之前根本没接触过，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真正搞清楚。”他说。

从对政策陌生到能对家长自如解释，留给兼职老师的准备时间只有几十个小时。

政策培训结束后，紧接着是“如何面对家长”。在线下会面家长前，兼职老师被要求尽量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准备好。如果遇到不会的问题，要用“回来后我帮孩子做深入测评”等话术暂时搁置。

软件培训则更为直接。只要输入考生成绩和位次，系统即可自动生成院校与专业推荐列表。三位受访者一致提到，系统结果在实际咨询中占据了很大比重。“系统先给一个框架，我们只是微调，”小白说，“而这些操作，其实很多家长自己也能完成，只要肯花时间。”

培训中让小白感到最不安的一句话，是“不要先问孩子喜欢什么专业，要先讲哪些专业最好、最热门”。这一做法与他对志愿填报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在机构话术中，被解释为“用专业带动兴趣”。

几位大学生都清楚，自己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掌握志愿填报的复杂性，更不要说为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家庭提供决策咨询。阿霞说，他能做的，只是尽量把资料理顺，把位次分析讲清楚，“我尽量不出错，但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最怕误导别人”。

因为被家长投诉而提前终止合同的兼职大学生。

怎么选都可能后悔，志愿填报机构卖的到底是什么？

现在某211高校就读的姜姜（化名）和两位室友当年都选择了购买志愿填报服务。她清楚地记得，成绩出来后，让她感到无所适从的，并不是“有没有人能帮忙”，而是她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未来要走哪一条路——是毕业后直接就业，还是继续升学，一切都很茫然。

正是在这种对未来的极度不确定中，她选择了专业机构。她并不指望对方替自己决定人生，而是希望有人能告诉她一些自己和家人难以掌握的信息：某所学校的专业情况如何、就业前景怎样、怎么选择长期看更稳妥。这些“信息差”哪怕只有一点点，在她看来，就是机构的价值。

接受采访的家长和考生中不少人仍表示，高考依然被视为“可能改变一生的时刻”。一旦志愿落定，选择仿佛就被按下了不可撤回键。这样的节点上，“万一选错怎么办”的担忧被无限放大，于是他们希望暂时跳出自身的信息螺旋，在纷杂的信息之外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参照系。

但后来回看这段经历时，姜姜对“找机构”这件事有了更复杂的认识。她并不认为自己当初是被误导的，相反，她承认这个选择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主动让渡——把部分决策权交给他人。原因并不只是信息能力有限，更在于她无法在那个年纪独自承受人生重大选择的心理压力。

在她看来，高考之前的12年，投入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家庭付出的金钱与期望，而这个过程中她不需要想其他任何事情。当所有努力在一个节点上被集中兑现，选择本身的代价变得过于沉重。“我不信任自己，”她后来这样形容当时的状态，“所以我必须找一个伙伴来和我一起承担风险。”

在这种心理结构下，商品化服务成为一种看似合理的出口。价格反而成了信任的象征——越贵，越像是一种与付出相匹配的保障。这并不完全是对机构能力的判断，而是对“有人陪我一起做决定”的需要。

粥粥（化名）的经历与之相似。她是一名来自高考大省河南的考生。她记得中考时因为成绩不理想，父亲直呼“一切都完蛋了”，而后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举家搬迁至陌生城市。高考出分时，她同样清楚机构不可能完全替自己兜底，方案拿到手后，家里仍会反复讨论、权衡甚至调整。但在那个阶段，有人帮忙梳理信息、搭建判断框架，本身就能缓解一部分焦虑。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志愿填报的两端形成了某种隐秘的对应关系：一端，是那些被迅速推上咨询台、被要求在短时间内“看起来很专业”的兼职大学生；另一端，则是刚刚成年的考生，在出分后的几天里，被推到决定自己人生走向的十字路口。

两者都在一种“赶鸭子上架”的状态中：前者被要求迅速承担专业角色，后者被要求迅速做出重大选择。

在一篇关于志愿填报机构的报道下，有位网友如此留言：

“报考机构赚的根本不是报考的钱，而是家长和学生的心理支撑钱。”

大部分家长并不迷信机构的服务。